首先，对于没有进入法律中的道德则留给人们自己去认知，并不强迫人们去遵守，而进入法律的道德也是民主商谈的结果，这就为人们选择自己的行为预留了广阔的空间。

当然，法治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在一个诚信程度比较高的社会，价值数千万元的交易，一个电话就可以达成协议，而且双方通常都会信守协议。

不过，它们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特征问题，存在重要的差异，当每种类型趋于极化时，便接近于纯粹的"理想类型"。答：司法领域确实存在腐败，难怪群众反映强烈，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人口的流动、利益的多元以及机会的均等，为每个人提供了机会。现在法学界许多人把资本主义初期的民主形式法治，奉为完美的法治模式，对民主实质法治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这是一种片面和短视，而这种片面和短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现代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变化，缺乏深入了解和总体把握。我们新闻媒体监督中的一个问题是新闻媒体报道的事先审查制度。

就中国目前而言，应该侧重前者还是后者? 答：我前面说过，在现代以来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实行的是民主形式法治。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是要对各级人大代表实行公开、公正和公平的选举，在此基础上，提高人大的实际地位，赋予其以足够的权能，确保人大能够真正代表民众行使各项权力。[5] 参见张友连、陈信勇：《论侵权案件裁判中的公共政策因素——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侵权案例为分析对象》，《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12-121页。

诚如政治哲学家福山所言，在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之间取得平衡的政治体系，对所有社会来说，既是可行的，又是道德上必须的。[49] 参见黄文：《法官的中立问题探讨》，《河北法学》2006年第5期，第92页。第二，在国家的政权组织原则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决定了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实践。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对典型案例的遴选过于注重案例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效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作出判决的过程中，公共政策仅起到了背书的效果与作用，法院最终判决结果的作出带有明显的政策性偏好，也同法官中立的一般法理相抵牾。

此外，法院在作出执行公共政策决定以实现司法功能的同时，也会充分考虑并衡量这一决定作出的成本-收益关系。但是，如果仔细审视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这一实践过程，便可以察知在这一过程中所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

[30]而正是在科层制的支配与影响下，地方法院执行公共政策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特点：一方面，基于执行公共政策自上而下的视角，[31]地方各级法院必须要对上级法院的公共政策予以贯彻和回应。期间，张某某以伊春某旅游酒店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及未缴纳社会保险为由，离开该公司，并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赔偿。这种对典型案例的发布，既表现为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某一特定事项A而发布一系列的典型案例，又表现为其在针对其他事项B而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该典型案例也能体现出对这一特定事项A公共政策的执行。这一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对过去五年的工作任务进行了总结。

[58] 这些文件包括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共中央以及国务院作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以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等等。结语 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公共政策的执行功能业已成为了中国法院的一项重要功能，而司法裁判则成为中国法院执行公共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与途径。[18]由此可见，法院在裁判涉及邻里关系的案件方面，也充分贯彻以及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中国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两种方式 基于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两类主体的不同，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主要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方式。

其二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9] 尽管地方各级法院在某些时刻也会制定一些司法文件，但这类司法文件所反映、体现的更多是对最高法院或其上级法院政策的执行。

[38]其实，一项公共政策本身就是一套默认规则，并且其中也包含了诸多默认规则。[55] 参见姚建宗：《法律的政治逻辑阐释》，《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32-40页。

二、中国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具体因素 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所执行的党和国家的公共政策，又可分解为具体的公共政策因素。法院判决认为，从《劳动法》到《工伤保险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来看，立法意旨均在于保护弱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是，发挥公共政策在裁判说理中的背书效果，容易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一）维系国家认同的公共政策因素 在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诸多案例中，存在一类案例，其中包含了维系国家认同的公共政策因素。就中国当下国家认同观念的组成部分而言，共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延续了主权与地缘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观念，其二是继承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五十六个民族之间同甘苦、共命运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情怀，其三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观念。张友连：《公共政策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角色——以关于汶川、玉树和舟曲的通知为分析对象》，《法律科学》2011年第5期，第13-20页。

这100个案例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20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狼牙山五壮士等保护英雄人物人格权益的案例4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婚姻家庭纠纷、涉民生执行、合同纠纷的典型案例中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3个，各级法院在裁判文书中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说理的案件73个。法院通过对这四类案件的裁判，分别贯彻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蕴含的维系和谐美满家庭、保持和谐邻里关系、尊敬赡养老人以及在买卖合同中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等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因素。

法院援引公共政策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默认规则进行说理，不仅具有说服力，而且还可以降低决策成本。也就是说，司法裁判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所反映的是政治国家意志在司法领域内的渗透。

在法院依据上述法条作出判决的同时，又进行了补充说理，即宣扬了见义勇为人无私奉献、扶危济困的精神，并认为其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的四起狼牙山五壮士等保护英雄人物人格权益的典型案例之中。

另一方面，从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内在动力来看，政治国家意志构成了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内在动力。法院之所以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公共政策，是希望达至一种补充说理和充分说理的效果。[42] 张文显：《联动司法：诉讼社会境况下的司法模式》，《法律适用》2011年第1期，第2页。例如，该研究成果分析了侵权案件中的公共政策因素，但是，所得出的结论仅限于侵权案件本身，而未能总结出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一般规律。

因此，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进行司法裁判进而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也是一个受到国家意志支配和影响的过程。特别是在葛长生、宋福宝分别诉洪振快名誉权侵权纠纷系列案中，法院的裁判文书直接援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其说理依据。

其次，司法裁判选择援引公共政策进行说理，是一种执行公共政策的间接方式。（三）裁判结果的政策性偏好与法官中立原则的冲突 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的方式执行公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案件的裁判结果带有一定的政策性偏好，而这种政策性偏好所关注的问题是案件的实质结果，即一方面，案件的裁判结果是否实现了公平正义。

如上所述，中国法院在对婚姻纠纷、邻里纠纷、赡养与继承纠纷、买卖合同纠纷这四类案件的裁判中，呈现出了明显的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系社会团结的倾向。[3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裁判文书中被援引，能够起到默认规则的作用，可以视为一套默认规则。

例如，在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所审理的关于婚姻家庭纠纷的多起不同的离婚案件中，法院所采用的说理方式、说理的语言表述方式均是一致的。基于此，有关严打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发布，[58]直接将司法裁判的重心转移至维护社会治安以及经济秩序上来。二审法院援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友善这一价值，认为巨龙公司应当配合向李洪涛提供证据，否则李洪涛无法主张运费将间接影响其本人以及家人的生存权与人格尊严。[8]这三类因素包括：维系国家认同的公共政策因素，增进社会团结的公共政策因素，保障个人权利的公共政策因素。

[37]由此观之，司法功能的内在要求以及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成本-收益关系，决定了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这一策略选择。[10]在洪振快上诉狼牙山五壮士中葛振林之子葛长生、宋学义之子宋福宝名誉权纠纷案的两份民事判决书中，葛长生、宋福宝认为，洪振快以历史细节考据，学术研究为幌子，以细节否定英雄，企图达到抹黑狼牙山五壮士英雄形象和名誉，进而否定中国革命斗争史，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执行公共政策，也可将其看作是在通过司法裁判对公共政策的执行。但是，在夫妻双方育有未成年子女的情形下，法院通常不会判决离婚，并会在判决书中强调和谐家庭对于未成年子女成长的重要性，即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也是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的基础。

在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其所回应的方式，除了发布司法文件予以贯彻之外，地方法院还将公共政策运用于对具体案件的审判之中。